在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紀念館舉行的《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——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80周年》主題展覽上，一塊手表靜靜躺在一隅，泛黃的表盤上布滿了細密的劃痕，仿佛是歷史的刻度，記錄了一段赤子報國的抗戰(zhàn)歲月。

　　手表的主人名叫陳昭藻，是位新加坡華僑。他曾戴著這塊手表回到祖國，輾轉于滇緬公路上的車站與修理廠，夜以繼日地搶修受損車輛。

　　滇緬公路被譽為“中國抗戰(zhàn)的生命線”。1939年至1942年，這條路上車輪滾滾，3200余名南洋華僑青年，冒著炮火，穿梭在崇山峻嶺間，搶運軍需物資，馳援抗戰(zhàn)前線。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——南僑機工，全稱“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”，陳昭藻便是其中一員。

　　陳昭藻1900年生于海南，16歲時到新加坡謀生，20歲時已熟練掌握機械維修和車輛駕駛技能，并在當地成家。

　　1939年2月，39歲的陳昭藻在《南洋商報》上看到時任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發(fā)出的一則《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第六號通告》。當時，中國沿海重要港口已在日寇侵襲下基本淪陷，西北公路和滇越公路也被切斷，只有僻處西南的滇緬公路仍然暢通，急需懂駕駛、會修車的華僑青年回國服務。

　　通告一發(fā)出，報名者不斷。他們中有教師、醫(yī)生、商人、工程師，都不約而同地踏上歸國輪船的甲板，奔向被戰(zhàn)火侵襲的祖國。

　　由于參加服務團的年齡條件為20歲至40歲，陳昭藻為避免落選，在報名時把年齡改成34歲，還將當時不滿十歲的女兒送回海南，交給孩子的祖父照顧，一別便是永別。

　　與陳昭藻一同回國的，還有20多名海南同鄉(xiāng)。陳嘉庚在《南僑回憶錄》中曾記錄道：“有一修機工在洋十余年，每月收入坡幣二百余元，自甘犧牲，并招同伴十余人，帶其全副機器前往?！边@位修機工，便是與陳昭藻同行的王文松，聽聞祖國燃起戰(zhàn)火，放棄了高薪工作，毅然回國。

　　1939年先后有9批南僑機工回國支援抗戰(zhàn)。他們來自今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、緬甸、越南、泰國等國。在云南，他們接受兩個月左右的軍事培訓后上崗：會開車的人擔任卡車司機，將中國的桐油和礦產運到海外，為前線將士換來武器彈藥。像陳昭藻這樣的修車工，便駐扎在沿線主要車站和修理廠，負責車輛維護保障。

　　滇緬公路聯通云南昆明與緬甸臘戍，全長1146.1公里，單程要走7天左右，沿途經過多處急流與天險，道路常年泥濘濕滑，駕車稍有不慎便會墜入深淵，同時還會遭遇敵機轟炸，處處是生死考驗。

　　根據長期致力于相關研究的海南瓊海籍新加坡歸僑學者陳毅明統計，當年從世界各地回國為抗戰(zhàn)服務的華僑華人總數達5萬以上，其中南僑機工青年約有3200人，參與戰(zhàn)后登記的南僑機工人數為1748人，估計犧牲和失散人數為1452人。

　　一副副血肉之軀，在戰(zhàn)火中筑起了一條“不沉的補給線”。1939年至1942年，在南僑機工的支援下，經滇緬公路運送的軍需物資達50多萬噸，民用物資不計其數。1942年滇緬公路被切斷后，一部分南僑機工投身“駝峰航線”，繼續(xù)將軍需物資運至中國戰(zhàn)場；也有部分留在昆明，在軍隊中擔任翻譯、文員等職務。

　　他們當中，有女扮男裝加入車隊的李月美、有僅用一周自學駕駛奔赴前線的吳惠民、有數次死里逃生的羅開瑚、有歸國時年僅13歲的蔣印生……

　　2020年，羅開瑚去世；2022年，蔣印生去世。此后，世上再無南僑機工，但他們的故事將被永遠銘記。

　　如今，在中緬邊境線上，云南德宏畹町建起了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碑與紀念館。館內，2000余件南僑機工文物史料實物和1200余張歷史照片，述說著南僑機工的英勇事跡。

　　云南昆明西山上，矗立著另一座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碑，基座上刻著這四個大字“赤子功勛”。碑文上寫道：三千多名熱血奔騰的南洋華僑機工……以自己的生命、鮮血和汗水，在華僑愛國史上譜寫出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，也在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史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。(任德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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