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聲明：刊用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稿件務經書面授權)
實現正義，需要兩大制度：法治與民主。它們是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前提：市場的效率，必須是法治之下的效率；再分配的公平，當然須以民主程序為前提
延續(xù)近兩年來民眾、輿論對民生問題的關注，依據中央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目標，今年地方與全國兩會熱議的主題，幾乎全為民生問題，教育、醫(yī)療、住房、社會保障、農村等等，均有涉及。從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中看得出，政府也準備采取諸多財政措施，解決民眾反映最為強烈的民生問題。
這些措施當然是十分必要的，財政撥款對于紓緩某些民眾的困苦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。不過，稍加考察即可發(fā)現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輿論及代表委員議論最多的民生問題均源于深層次的政-經體制。民生問題表現為財富分配的高度不均，一些生活必需品價格遠遠超出普通民眾承受力。若以人們通常提到的概念來分析，這些問題源于一次分配過程的嚴重扭曲，僅靠稅收支撐下的財政轉移支付這條二次分配渠道，無力從根本上予以解決。
過去若干年來，對于發(fā)展形成了一種錯誤的認識，即一次分配講效率，二次分配講公平。而效率，在很多決策過程中，也被轉換成增長率。因此，各級地方政府就把發(fā)展簡單地理解為經濟高速增長，為實現這一目標，在制定法律、政策的時候，比較少地顧及制度與道德的約束。
由此出現了一個令人迷惑的現象：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，經歷了年均9%以上的經濟增長周期，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更高。但兩國最終形成的國民財富，卻完全不同：日本人經歷30年增長后，躋身全球最富裕行列，出現了日本買走美國、到全球旅游的景象。同樣是增長30年后的中國，大部分民眾，即農民，卻只是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。即便是相對富裕的城市民眾，也被教育、醫(yī)療、住房等問題困擾。
這讓人們不能不懷疑，將中國高速增長的模式與20世紀后半期日本、韓國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(qū)的增長模式相提并論，是否恰當。在所有這些國家和地區(qū)，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，失業(yè)率較低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參與和貢獻較高，勞動的分配率也較高，由分配和收入形成的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較強；根據經濟普查修正后的2004年數據，中國的投資率為43.8%，消費率僅為54.3%，比日本、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(qū)高速增長時期的消費率要低15%～25%。而之所以形成這種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，與政府控制資源、盲目地追求企業(yè)規(guī)模、資本密集產業(yè)等等有關。可以說，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模式為國民創(chuàng)造真實財富的效率相對低下。當然，我們同時也要看到，中國的人口眾多、地區(qū)差異較大也是我們面臨的問題之一。
當前，由于制度扭曲經濟增長創(chuàng)造出來的真實財富，在不同人群之間的配置嚴重失衡。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，反映收入配置不均等的基尼系數基本未變，且維持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，日本始終是一個相對高度均等的國家。而在中國，基尼系數在過去二十多年步步走高，近幾年來更是超過0.45，進入世界上收入配置最不均等的國家之列。
導致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的根源是法治不健全，權力制造出種種壟斷，從而使不同人群參與經濟活動的權利各不相同。比如，沿海新興工業(yè)城市的就業(yè)者多為所謂的“外來人員”，戶籍制度使其在本地不能享有完整的公民權利，包括其結社權無法正常行使，因而不能與企業(yè)進行平等談判，除了退出之外，只能單方面接受企業(yè)強加的工資。這種制度環(huán)境導致工人工資不能跟隨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而提高。又比如，地方政府為各種目的設立及維持著程度不等的壟斷企業(yè)，享有壟斷利潤，其員工收入遠遠高于普通就業(yè)者。城鄉(xiāng)土地分隔制度，也使農民無法分享城市化、工業(yè)化的好處，經濟高速增長反而使城鄉(xiāng)收入差距迅速擴大。
當然，日本戰(zhàn)前經驗已證明，這種收入嚴重不均等局面在一定時期內不會影響經濟增長，甚至可以促成高速經濟增長。但是，這種局面必然會造成嚴重的社會、政治問題。這一點，近幾年來已見端倪。政府提出和諧社會綱領、致力解決民生問題，也正是為應對此一嚴重挑戰(zhàn)。
不過，要避免收入配置嚴重不均的高速增長之后可能出現的嚴重后果，僅依靠財政手段是不夠的，需要對現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及其制度框架進行進一步改革。無論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，還是在再分配過程中，都需要以正義為基礎。而實現正義，需要兩大制度：法治與民主。對一個國家的發(fā)展及民眾的幸福來說，法治與民主本身就是具有根本意義的價值，它們又是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前提：市場的效率，必須是法治之下的效率；再分配的公平，當然須以民主程序為前提。
我們欣喜地看到，不少兩會代表、委員已在民生問題的表象背后，看到問題的癥結所在，在財政手段之外，也關注到制度變革。人們希望這種關注最終凝聚成全民共識，尋找到正確解決當代中國問題的觀念、思路和方案。(來源:《中國新聞周刊》)
